这个艳若桃花的巨大脓胞，溃烂四溅指日可待了。

     先看新闻：杭州意外死亡的甲型流感患者家属获赔110万。
     据新华社电 (记者章苒、裘立华)经公安、卫生、质检部门专家3日调查勘验认定，1日在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死亡的1名甲型H1N1流感患者为触电身亡。
　　3日11时发布的调查结果称，这名患者系洗澡时因病房卫生间电路漏电意外触电死亡。死者楼某，34岁，女性，因甲型H1N1流感于6月23日入院。患者体温正常1周，偶有咳嗽，其他临床症状消失，处于康复期。
　　记者昨晚从楼某家属处得知，赔偿金额高达110万元，双方已签订协议，而家属此前坚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一事，当地卫生部门将过后处理。

    面对诸如此类的责任事故，政府现在已经相当习惯于花巨款消灾了。它们有得是钱——当然是纳税人的钱。

    问题是，凭什么纳税人要为政府的失责甚至是罪过、罪行买单？

     2003年，由于北京朝阳区警察的不作为，导致“超级玛丽”（女声组合）深度中毒，此案最近也已朝阳警方认赔200万（国家赔偿？），警方涉嫌渎职的罪首名却不见下文了。

     在这类事件中，最荒诞的要属石/首事件永隆大酒店的厨师涂远高坠楼死亡事件，既然法医最终判定涂系自杀，为什么当地政府还要赔钱？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中国的纳税人如今每年要为政府的失职、渎职、甚至犯罪，花多少钱？

     我更关心的是，政府可以如此随意地拿纳税人的钱来消灾，它们的滥政行为会剧烈到何等程度？！

      你见过如此疯狂的“公车改革”吗？一个区委书记的“公车改革补贴”一年竟然有7.6万元！一个科级干部最少都有1.5万。。。。 我在《李俊虎自杀式言论：人民网算什么东西？》一文里对公车改革越改越疯狂的原因有较为详细的分析，有兴趣的，不妨看看。

    一个来自辽阳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明辽阳的“公车改革”有多么无耻！

     2007年辽阳市前9月城市居民人均收入8078元。辽阳官方年做的前三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透露，辽阳官方号称“将力争把这个数字提高2922元，达到11000元。”就算这个目标实现，区长的车贴就几乎是辽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七倍之多！http://www.agri.gov.cn/ztzl/xnc/zjnmsr/t20071025_909977.htm

     6月29日，8时30分左右，在上海普陀区武宁路西宫，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目睹了一个面目不清的群体——近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骠悍群体，这个骠悍的群体与当地城管一起横扫了街边小贩。
    没有人知道这些身着迷彩的群体来自何方，事后有记者向当地城管询问，得到的答复也是“不便透露”。
     罢了，还是求助常识吧，比如迷彩服的起源，比如通常什么群体才会齐刷刷地身穿迷彩服？我们知道，迷彩服又叫作训服，在中国，通常只有军队或武警在训练或作战时才会集体穿着的功能性装备，它的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

     难怪上海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还搞不明白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人，所以他们依然只能做一群不明真相的人！

身穿迷彩的人与城管同车，被人拍下

上海消息：上海普陀区城管雇人暴力执法统一穿迷彩服

7月3日 消息：  上海城管雇人暴力执法 6人被警方扣留 多名小贩被打得满脸是血

    提要：人民网以提案的形式，正式立案（见上图），向中央政法委员会上报了此文，现正在公示联署 。若您认为这个提案可行，可到 人民网强国论坛的E政广场，参与联署。

全文转载如下：

　　容忍，即宽容忍耐，就是以一种宽大、不计较或不追究的态度，对待某人或某事。容忍程度可以用容忍度来衡量。"零容忍"，是容忍度的一个极限，即容忍度为零。我国历次"严打"犯罪行为，就是对犯罪分子"零容忍"，每次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党的十七大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　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对待司法干警违法违纪"零容忍"，就是坚持以党的事业至上为原则、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违法违纪的司法干警和其违法违纪的事不宽容、不姑息迁就，严肃追究，从根源上遏制司法干警有意或恶意违法违纪，确保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为什么司法腐败特别不能容忍？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贪污腐败现象相当普遍，严重阻碍了新加坡的发展。1959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的口号，决心扫除“黑金政治”。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议会于1960年通过了一部强有力的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随后又陆续出台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新加坡规定：凡公务员贪污有据，就永不录用，不能再任公职。国会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和官职多高，一旦触犯法律，一样被告上法庭、定罪判刑。40多年来，借助廉政建设，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大提高，新加坡也被称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
　　说到司法腐败时，人们最容易想到是培根说的那句话：如果一次犯罪可以说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是污染了泉源。弱势无助的平民百姓，只有依赖法律来维护自身尊严和生存基本利益。而法律需要通过法官来实施。因此法官必须是公正无私，惩恶扬善，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和善良睿智的。对普通公民而言，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远不止于特定的个案，它更是对公民法律信仰的摧残，对社会正义期盼的打击。对于正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法治，以及公民对法治的信心而言，司法腐败可谓祸害无穷。司法腐败使得社会正义无处伸张，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伸。让人们对社会的感觉是一片黑暗。在司法腐败的背景下，人们被迫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在司法走向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司法腐败现象也许难以避免。司法腐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司法腐败不能被遏制；司法官员腐败了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腐败而成为司法官员。
　　近年来，我国黑心法官枉法恶判、枉法恶执的势头，逐步由点到面，从地下蔓延到地上，黑心法官迅速崛起，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源头。2006年5月下旬，河南省高院出动200多名法官，集中接待上访者。4天时间竟接访了7000多人次。2008年6月26日，广州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试行的市长、区长（局长）、镇长三级联动接访活动引发全城轰动。6月26日上午，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接访点，近万名市民冒雨排队上访，场面十分壮观。加上市内其它接访点，上访市民达数万名，而参与此次活动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近万人，如此大规模的接访在全国尚属首次。百姓的冤情可见一斑。司法腐败已经动摇国之根本，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司法腐败最根本的表现是：置法律法理、公平正义、社会道德、天理良心于不顾，把权利和金钱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在每每遇到和权利、金钱相牵连的案件时，不加思索地将法律的天平向权利和金钱一方倾斜。
　　司法腐败让人们看不到社会的光明和希望，使人们对社会积小恨成大怨，对社会的积怨会越来越深。必然会使人们离心离德，造成党群对立、官民对立，贫富对立、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必然会造成更多的大大小小的像翁安那样的群体事件，最终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因此，从一定意义来讲，司法腐败最终会动摇国之根本！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宋朝末年司法腐败，人们有仇无处报，有冤无处申，社会黑暗，天怒人怨，官逼民反，人们被迫无奈，纷纷扯旗^造**，啸聚梁山，与官府对抗的历史画卷。
　　在司法腐败的环境下，人人都不能独善其身。林冲，虽贵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可是，当高太尉（林冲的上司）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林冲花容月貌的妻子时，林冲不但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而且连自身都无法保全。最终被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梁山，干起了打家劫舍，与朝庭对抗的钩当。
　　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是那样，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比如武松：在西门庆伙同潘金莲和王婆害死自己了亲哥哥武大郎后，武松虽然掌握着人证物证，可是由于西门庆有钱有势，武松却不能通过正常的诉讼渠道为哥哥伸张正义，讨回公道。一怒之下，在狮子楼仇杀西门庆，从此走上了投奔梁山的江湖之路。
　　司法腐败对人民造成的危害，远比贪官造成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贪官作案是隐性的，而黑心法官则是公开的，野蛮的。就像球场上的裁判，明明是甲方以3比0取胜了乙方，裁判却硬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改变铁的事实——宣判甲方输了，乙方赢了。黑心法官如果颠倒是非地胡判，会直接损害我党威望，损害我国政府形象，使人民对国家法治失去信心。老百姓受贪官掠夺，受各种黑恶势力欺凌，受社会上残渣余孽算计……
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官都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守护者，是无奈且无助的弱势群体唯一的一线希望。所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法院正门都塑造了一个一手持天平，一手握宝剑的正义之神形象。
　　人们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也失守的话，那就意味了官方体制下的社会正义的彻底沦丧。换而言之，如果司法也腐败了的话，那么人们追求正义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水浒英雄般的“以暴制暴”的江湖模式。而任何人都知道，对于争斗双方而言，“以暴制暴”方式唯一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司法腐败是最不可容忍的腐败。因为当这一道防线也失守之后，于民而言，则要亡民；于国而言，则要亡国。
　　　　
　　　二、法学家梁彗星：司法腐败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起草人之一，也是《物权法》的核心起草人和《合同法》的起草人之一的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称黄松有案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天天讲公平、讲正义的法院，最高院的副院长（黄松有）出了这样的事，令最高法院也‘颜面扫地’。我给法官讲课讲了近20年，司法腐败，多少年来我不想谈这个话题，怕伤害我们的法官同志”。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是现在到了这样恶劣的地步，令我非常震惊，我这个搞了30年法学研究的人都感觉受到了侮辱，我忍不住，不得不说”。
　　今年65岁的梁慧星是新晋全国人大代表。带着“酒瓶底子”眼镜的他，坐在讨论会上显得有些落寞，不是交叠着手无语地坐着听别人发言，就是拿着铅笔在面前的纸上做些记录。
　　参加完代表团的讨论会后，他独自一人,沿二楼手扶电梯旁的台阶，慢慢走到一楼大堂。他面无表情地对身边的媒体说“我不回答媒体的任何提问”。但记者一句“司法腐败的问题”，让他停下了脚步——“下午三点来吧”。
　　“（法学教育界）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把硕士帽、博士帽戴到他们头上，没有想过他们是否忠于法律。”
　　——梁彗星
　　我都感到受了侮辱
　　记者（下简称“记”）：上午我问到司法腐败问题时，你就停下了脚步。
　　梁彗星（下简称“梁”）：我是不准备回答媒体的任何提问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但你突然问我司法腐败这个话题，我还真忍不住要谈谈。从前也不愿意说这个话题，包括跟别人聊天，我也不大愿意谈。
　　记：为什么现在又突然想说了？
　　梁：从前不想谈，是我不想伤害我们的法官同志。我从九几年给法官上课，上了近二十年。对法院，对法官队伍都有深厚的感情。但是我现在想说，是因为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我都感到受了侮辱，是我的耻辱，也是中国司法界、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的耻辱。
　　记：你是指黄松有？
　　梁：是啊、是啊。现在我们的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队伍却是这个样子。你看现在这些贪赃枉法的不是转业军人，大多都是法学科班出身，本科，研究生，像黄松有还是博士，博士生导师，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民法、刑诉法研究会的人啊。你说这是不是法学教育界的耻辱？这个事情出来后，我也在反省，是不是我们从前的法学教育界，没有对学生进行人格、品德、道德、忠于法律的教育？事件发生前黄松有还被称为最优秀的法学人才，但却出了这样恶劣的丑行。
　　法学教育界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
　　记：你说法学教育界也要反思？
　　梁：是的。本身太低了。在官员面前卑躬屈膝，把资格送给他们，把硕士帽、博士帽戴到他们头上，没有想过这样是否值得，他们是否忠于法律。有些学校以招了多少省部级的官员为荣、为资本。这样做真正伤害了的是教育的自尊。吹嘘官员们写的文章，哪怕是不好的文章。黄松有被人大撤职后还获了法学奖。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法官问我你觉得他的文章真的能获奖吗？我确实难以理解。这个事后，我自己常常反省。法学不是别的专业，它是一个开口闭口讲正义、讲平等、讲自由的职业。
　　记：你之前好像已经就官员学位的问题写过东西？
　　梁：是的，我曾经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议过，司局长以上读的博士要备案。还有一些法学院还在开司局长博士班，我现在想这样的班是不是应该明令停办？
　　记：为什么？
　　梁：司局长的职责不可能让他花三年时间来攻读学位。我从前建议，比如在司局长答辩时进行随机旁听或者抽查一下，组织几个专家来看看。现在看来这样滥办班结出恶果。学术界也有责任。黄松有给最高院带来的负面影响一定要肃清。
　　记：怎么肃清影响？
　　梁：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他主持高院民事审判工作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们片面强调程序正义，认为法官不可能实现实体正义。有一些我认为甚至是动摇了民事方向的东西。举证时限，举证责任，还有宪法司法化。像山东冒名上学的案子。民刑庭都不能引用宪法来判决，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违反法理的。但也有学术界的人认为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物权法》还未通过之时，黄松有主编的一本物权法的书就差不多出来，物权法一出台，这书就发到了各大法院，全国发行了200多万册，成为法官断案的依据。曾经有一位法官跟我说这本书不能用。有些地方错误百出。
　　我认为首先在这些业务的指导方面要肃清影响。
　　法官犯法一出事就是窝案
　　记：仅是业务方面么？
　　梁：当然不止。最高院对此事不能掩盖，要借黄的案件教育法官，事实求是，不掩盖不包庇。这样才能挽回影响。不能因为个别几个人不光彩的行为，给法院抹黑，让大多数法官背黑锅。但我认为黄松有的案件只是一个缺口。
　　记：只是一个缺口？
　　梁：从这几年来看，法官犯法都是在民事和执行方面，且一出事就是窝案。法官犯法的目的是为了枉法裁判。法官跟别的专业不一样，不是一个人说了就行，有时还要合议，审判委员会等通过。非常可怕的就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一拖就是几个人下水。现在想来十多年前，有人劝我去最高院，幸亏我没去。有时候我还在想，要是哪一天我的学生也贪赃枉法，我如何交待。
　　记：这就是你要说的原因？
　　梁：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说不行，但也不想让法官群体灰溜溜。可是社会应该有个起码的底线吧，就像教授不能抄袭一样，法官总不能贪赃枉法吧。
　　早有提案防“躲猫猫”无人理
　　记：在预防司法腐败方面你有什么建议么？
　　梁：唉，我也没什么高招。
　　记：“躲猫猫”事件你关注过吗？
　　梁：关注（笑）。之前我在政协的时候就有提案了，但没有人理，公安部也认为行不通。我当时提案是为了防止刑讯逼供的现象发生，建议将羁押场所划归司法部。因为看守所的人员要对疑犯的人身安全负责，可以从客观上制约刑讯逼供、牢头狱霸等现象发生。
　　后来公安部称可以采取在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公安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职责，检察院也是，如果人在公安或检方控制之下，为了工作方便，可能会出现对嫌疑人不利的情况，但是如果把看守所划归司法部，他们就有义务对疑犯的人身安全负责。
　　事实上，有录音录像设备也可能像躲猫猫一样，有坏掉的时候。且如果全国的公安部门都配齐这些设备花费的成本是数以亿计。
　　现在看来，国家到了应该断然地将羁押场所划归司法部的时候了。不用增加成本，只是主管单位的调整。

　　　　　三、如何对执法者实行严厉的0容忍政策

　　首先要让"零容忍"理念融入从严治警体制。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既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明确要求，也是对人民群众的郑重承诺。
确立把"零容忍"引入司法干警管理的组织理念至关重要。因为司法干警是党的事业的骨干、群众的主心骨，关系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反映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影响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只有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不容忍每一个损害人民利益的细节，才能成为让组织放心、人民信赖、群众满意的司法干警。。
　　第二要坚持"零容忍"，执行人民监督，强化权力制约。"当前，有的司法单位对司法干警的监督，往往只要求其"自律"，缺乏必要的、一贯的严格约束和有效监督，致使有的司法干警在权力的运用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思想作风状况；有的常习惯于居高临下监督别人，而不愿受制度的约束和群众的监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权力高度集中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形成绝对腐败。因此，司法干警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资历多老，都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游离于组织监督之外。各级党委的正、副书记是党员司法干警违规违纪"零容忍"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带头提高思想认识，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带头树立良好形象，坚决查处各类违规违纪问题。严格执行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和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政治机关必须加强对司法干警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的研究，从思想认识、组织领导、政策依据、责任追究、监督制约等方面，探索一整套切实有效的办法措施，使党员司法干警违规违纪"零容忍"真正得以落实。
　　第三要坚持"零容忍"追究岗位责任。权力是司法干警拥有的职责权限，职务是权力的岗位设置，责任是行使职权应尽的职责和要求，有职就有权，有权就有责。司法干警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而有的司法干警，眼里只有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甚至出现掌权为己、以权谋私等问题，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实行责任追究。对司法干警的责任追究，一是严格执行党纪条规，二是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和群众监督作用，三是加大组织处理力度。对敢于违法违纪的，不管是哪一级司法干警，该追究什么责任就追究什么责任，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个人责任要追究，集体责任也要追究。只有对其权力的行使，落实好责任追究，责任制才会有权威性，才会有约束力，才能保证责任制落到实处，才会使司法干警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常除非分之想，真正做到权大不移公仆心、位高更知责任重。
　　第四要"零容忍"制度促使司法干警正确行使权利。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小事不注意，小节不俭点，小错不在乎，久而久之，就必然会出大格，甚至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常言说得好，"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违法违纪特别是一般性的违法违纪，有时看似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或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实际上反映出了司法干警的思想品行、精神状态、道德修养和事业心责任感。"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我们必须认真探索权力运行的科学规律，使权力相对分散，强化权力的监管和制衡机制，以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有效扼制腐败，防止形成绝对权力，因此有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要坚持严格执行司法干警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加强对司法干警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防止和纠正"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问题。在事关司法干警的"小事小节小错"面前，该教育的要教育，该批评的要批评，该处分的要处分，该停职反省的停职反省，做到"零容忍"时时警醒、防微杜渐。特别是对那些明知违法违纪而为之的，在群众中影响恶劣的，"零容忍"要从早严惩。

　　　　　四、在司法系统打一场“打黑肃反”的人民战争

　　1、以3个月为界，让司法干警进行自查自纠；有问题的司法干警主动向上级自首；
　　2、成立人民司法“打黑肃反”委员会，集中审查司法腐败案件；
　　3、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快杀一批、抓一批、撤一批黑心法官，达到震慑司法腐败，有效遏制司法腐败的目的；
　　4、制订终身追诉制度。对法官枉法作出的判决，不受追诉期的限制，让黑心法官迟早受到正义的审判；
　　5、认真吸取教训，狠狠盯住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下大力气整治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规范自由裁量权，杜绝个别执法人员“权力寻租”、“吃拿卡要”的空间，风气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对执法者必须实行严厉的0容忍的原则：一次违法违纪，将其“终身禁业”，看誰还敢为非作歹？否则，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这个风流人物辈出的“大时代”，李俊虎若不能出几天名，运气就太差了。

　　先看看这个河南偃师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应该出名的理由：

    5月8日晚，李俊虎对农民施工队说：“你们找了新闻媒体又有什么了不起？以前来的几家不也让我们摆平了吗？人民日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虽然他们不喝我们的水，不吸我们的烟，不吃我们的饭，不住我们安排的宾馆，那也没关系，说到底也是新闻媒体，真的出了事也由上任局长的担着，与我没关系。何况，我已到省、市土地部门走访过了，还给市领导作了汇报。告诉你们吧，我们在2005年已经把局里的帐目做好了，天衣无缝，就是中纪委来了我们也不怕。国家的钱谁花不是花！你们几个农民施工队还想告倒我们土地爷，真是笑话！我们局里的干部只要不把每人分得的3万元说出去，谁也没门！帐上又没显示，司法部门只检查来往帐目，不查规划设计和施工图，更不查那批土地复垦资金的分配方案。你们要告就告政府，要抓就抓前任局长。我们现在是垂直上挂单位，当地政府也没办法我。人民网不是也登出来了嘛？那都是电子垃圾，人民网记者都是混蛋！偃师市市委书记不是也找我们谈话了吗？不是也让我摆平了吗？我们啥事也没有。我这个土地局长不能和其他的局长相提并论！”

附网页链接http://www.ysland.gov.cn/YSGT/ldfg/index.htm

     交待过李局长的事迹，要特别说明：本人由衷地赞赏李局长的快语，他没有和公众躲猫猫，反而痛快淋漓地捅破中国社会的一个真相，要知道在官场上如此的公然言论，对其政治生命而言仍然还有可能是自杀式的。所以我十分怀疑这个李局长是不是身体力行地要做官场的“人肉炸弹”或在演着一出《无间道》。（30日午夜，本文还没写完，看到网上有消息说，李俊虎本人出来辟谣了，说从没有攻击过人民网。无碍，还有既往事实可以援引。。。。）

     慢慢聊：

      2003年在“星空论坛”时我曾发帖让星空时评的朋友关注“诸侯经济”，虽然我绝对反对中央集权，但那段时间我们集中做的一件事情却是通过整合新闻信息来“打击土围子”——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力日益猖狂的滥权行为。

      现在想来，当时更该直接提：在不同的高层政治势力的分肥作用下，形成的“诸侯政治”有多乱？

     我那时热衷打击“土围子”的热情是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这里就不说了；另一个原因是早在1995年我就有的一个判断：在政治改革裹足不前，民主法制八字不见一撇的情形下，经济放权的必然结果是“皇帝没起跑，土匪又来了”。也就是说，各种地权力、包括最基层的权力都会因为利益的刺激从过去的因循无为，一变为打了鸡血，产生不可扼制的权力寻租的犯罪冲动——权力私有化程度将迅速加深，从而也必然导致不同权力部门的黑社会化。老百姓的日子将越来越难过，打击土围子若能见效，至少可以帮助某个具体的受害者减轻点痛苦，比如陕西夫妇家中看黄碟被警察侵犯案，比如被陕西警察陷害的麻旦旦“处女嫖娼案”。

      举个具体的例子，湖北荆门市沙阳县有个马良镇，马良镇有个居民王定国。2000年有个新闻报道说，当地镇政府以收提留款利息的名义，把王定国一家三口打得当街跪下，磕头求饶。
      看看马良镇的黑化政府是如何自我辩护的。马良镇的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邓念彪对记者说：“中央减轻农民负责是姑息刁民，会搞垮基层组织，损害基层干部利益，你们记者就是同中央一个鼻孔出气。”（《打在契诃夫脸上的耳光》）

      一个小小的镇人大主席团副主席，就敢这么轻蔑地谈论“中央”，你是不是觉得很诧异？

      2005年11月11日上午，已经退休的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候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惊呼！

      国人的记忆力实在差劲得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此时，大中华早已“遍地是夜郎”了。

      还有，十七路诸侯联手收拾喜欢搞异地监督的《南周》事件，知道这事的人不多，这就更早了（大概是1998年）。
     “实现四个现代化”，想必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改革开放初这句动听的口号吧。
      现在的中国，其实有个“四化”已经相当普遍地实现了，这“四化”就是：1、公共利益地域化、2、公共利益部门化，3、公共利益行业化，4、公权私有化。这个“四化”靠的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民主监督的政治权力。

      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官媒相当肉麻地唱了一阵赞歌，说什么这可以有效“规范政府的滥权”行为。

      相当搞笑的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被“规范”了，反而是权力的“四化”被荒唐地“法制化”起来——变成合法的堂尔皇之的腐败。
      以“三公消费”(导致民瘼深重的三个大毒瘤，相关的还有三座大山——“教育产业化”、“卖地财政与房地产暴利”、“医疗”之一的公车消费为例，看看作为当今中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官员是怎么把利益“法制化”。
      1994年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规定，“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这显然是说，除了正部、省级以上干部，连副部、副省级干部都没有资格享受“一人一车”的专车待遇，更何况厅局级以下的干部？
     还记得吧，90年代中期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职工拼命干，挣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
      然而这么多年来，公众一直强烈要求进行“公车改革”，结果他们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看官媒上披露的数字：1991～1995年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平均递增27%，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公车350万辆，含司勤人员在内年均耗用3000多亿元人民币，，一些经济欠发达地方公车消费已占财政收入比重10%左右，占财政支出的6%～12%之间。
     如此庞大的财政负担，你要说中央政府对此无动于衷也不客观。

     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终于制定出了一个《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说是要把地方把公车拍卖，并对公务员用车实行货币化补贴。
      结果呢，再看看8年后，就是2006年一则新闻报道说：全国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元慎近来表示，在公务车改革中，政府已确立了自下而上的基本思路，改革到厅局级领导干部，厅局级及以下干部的专车将可能被取消！（参见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1/21/content_4080256.htm）。
     看看这个说法有多雷！原本制度规定——副部级干部都不能配专车，现在倒好，厅局级、处级甚至科级公仆们早已全面突破那个所谓的龟腚了！

     所谓的“公车改革”又是什么货色呢？

     ——各地财政根据自己的情况，花大钱从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手中“赎买”他们窃取的权力——不再配专车的权力！上个月，杭州府出台了一个规定——局级干部让渡专车的权利，给他们的补偿是杭州的纳税人每月要供奉给他们2600元。利益集团就这么把一个本来就违反规定，也是对纳税人的严重而普遍犯罪的事实合法化了。

      一个公车，就足以说明腐败是全局性的，而且早已势不可挡。中央无论对此所持的态度如何，客观上都已表明它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

     要知道从1998年到现在，这可是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十几年，仅就一个公车腐败来看，整个互联网有何什为？

      所以要是有人说“人民网算个屁！”与事实很相符——虽然李俊虎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没关系，“算个屁”的也不只是互联网，早在好几年前，CCTV在官员的眼里也不算个屁了。面对CCTV的镜头，山东莒南法院院长就如此豪迈了：“你们是记者？记者又能把我怎么样？”边说边晃着捏在手里的中央电视台介绍信和《东方时空》的记者证。他把记者证举到半空中摇晃着说：“这个东西是金子的吗？” [见水均益博文]

      此公另一名言更是令江湖动容：“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话又是在在什么情况下这么说的呢？

       原来是这样的，山西一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莒南县一家企业签定了一项产品买卖合同，后来合同发生纠纷，山西的企业拒绝支付余款。莒南的那家企业便向莒南县法院状告山西的那家企业。莒南法院判定山西那家企业败诉，在判决书送到山西迟迟不见动静。这时，莒南法院的这个院长就派员去山西抓人！并连夜将他带回了莒南关进一处平房，并告诉他，什么时候把钱还上，什么时候就放你。等钱送到莒南时，他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曾多次被毒打。那位法院院长威胁他说：“你不要以为我对你没办法。我在这里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管空气！”

      这些年，很多人呼吁司法独立，不过在公权私有化的角度看，谁能说中国的司法说没“独立”呢？这莒南的司法就很“独立”——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么，只要现管——莒南县这个独立王国的一把手满意就行。

      安徽也有过一个赤裸裸的案例：安徽被枪毙的副省长大贪官王怀中曾在阜阳任一把手，当时的阜阳公安局局长对他这样表达忠心说：“我就是你养的一条狗，你让我咬谁就咬谁。”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土围子”里，大概除了军队，没有什么国家暴力机器能幸免沦为私器。在这里社会最起码的社会公正也难有保证，无论是彭水诗案讽刺县太爷的作者被拘留；还是西丰县太爷派警察进京捉拿记者，乃至近年此起彼伏的“跨省追捕”事件，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从集权的思维来看，这真可谓“礼崩乐坏”，在这些诸侯、地方恶霸眼里，朝堂犹在，“王法”已然不过擦屁股纸了。

      国家暴力机器沦为私器，它又与官员任期制形成合力，一朝权在手，追求利益最大化、效率最高就是必然，巧取豪夺也成为必然。

      这些年蔓延全国、愈演愈烈的暴力拆迁，也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诸侯割据特色——在暴富欲的支配下，大小诸侯都打着“发展”的堂皇旗帜，在自己把持的地盘上疯狂折腾。北京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通过“经营”高速公路黑钱无数，他在被枪毙之前，面对几千万查实的黑帐满不在乎这么说：“几千万算什么，那不过是我喝茶的钱”。

      “哪里的拆迁不死人？！”——那个荷泽官员的说法，活画出“诸侯政治”的暴力特征。

     这在样的格局下，即使是通过谋杀来掠夺财富也是可行的。

     2001年，原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为了掠夺他人的生意财产，策划了枪匪拒捕当场被毙的假相，动用警察设伏袭击经营二手车的商人卞礼忠[详细]，在卞的身上共打了150发子弹，还因此受到公安部的嘉奖！四年后，这个案子才被揭露真相大白。而此时王振忠早已携款1000多万美金、带着他的情妇郝文（时任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以及众多机密文件潜逃到美国，办案人员从王振忠的家里搜出近3000万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格局下，官民对立日益严重，地方群体事件日趋严重都是必然。既然没有什么能扼制它们，一个 “自卫的时代”的到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事实上，“自卫”的行为很早就出现了，如今也很普遍了，比如YJ事件，比如邓玉娇事件。。。。

（待续）

网上转载的李俊虎其他言论

     偃师市国土局截留国拨专项资金为职工买家楼的事经农民施工队向上反映后，先后有多家新闻媒体到偃师市采访。新任国土局长李俊虎（原系副局长）一方面对记者说：“新闻媒体我见多了，想登报就登报，你们放开报道吧！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反正也处理不住我，那是前任局长的事！”

     李俊虎局长气势曾汹汹地对上访的农民施工队说：“我们用你们四百多万元，你们就上蹿下跳到处告状。告诉你们，偃师市的问题多了，你们都去告呀，敢告吗？看谁能解决！”

    李俊虎说：“偃师各乡镇的非法占地加在一块有10000多亩，这个我最清楚，不过这是前任局长的事。市委书记原文涛受贿太多了，我有亲身经历。有一次他有病住院，市里有人打电话通知各乡镇与各局委领导都要去看望，全市各单位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送。偃师要建个科技馆，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市民们盼了好几年，但市财政拿不出150万元；之后，市领导强占科技馆地皮，投资1500万元建了栋多功能豪华常委住宿楼。市民们气得咬牙切齿，你们去告呀，把那些混蛋干部都抓起来才好呢！”

    李俊虎还说：“多年来，偃师泡沫经济这么严重，可以说各乡镇报上来的经济总量全是假的，连一半真实性都没有。可乡镇干部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乌纱难保。这些，市委书记、市长难道说不知道吗？说穿了，他们为了升更大的官，逼着各乡镇都这么做的，乡镇干部实属无奈。你们敢告吗？捅出去可是天大的新闻，你们去捅呀？不敢吧？！”

    李俊虎还说：“各乡镇的非法企业，之所以能够非法占地和污染环境，都有领导作后台。凡是被强制关掉的，这些老板要么是没后台，要么是钱少。你们告呀，你们有本事，可以为他们伸张正义！”

    “偃师市交通局的问题大到天上去了”，李俊虎说，“局长任中原畏罪潜逃，遭到司法机关网上通缉。他现在不是没事了吗！他拿了几千万不是也摆平了吗！你们去告呀！”

    “还有偃师市人民医院，简直就是黑洞。”李俊虎说，“从院长到医生都在收钱；特别是新盖的门诊大楼问题太多，一部电梯招标时的中标价为400万元，可在结算时变成了500万元。你们去告吧，上级一查一个准。”

    李俊虎说：“有一个镇党委书记后来调到偃师市某局任局长，此人退休不久就花450万在北京买一套别墅。你们可以去举报嘛！”

相关评论：

赵牧：求求你，给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吧（2004。11。24）

    要点：利益集团制订的流氓化的公务员政策

这样的“真理”根本不值得期待（ 2006-03-03 ）

    要点：评价中国改革的基本前提

赵牧:《人民是个什么东西？》

     要点：人民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赵牧：谁能把国家干部变成售楼小姐？

      要点：公权私有化了，各路诸侯就可以把“公仆”变成自己的家奴

     提要：尽管经过许多人层层剥皮——余秋雨涉嫌诈捐汶川灾区20万一事已经板上钉钉，但余秋雨仍然满不在乎地说“不要听他们乱讲”；还有，这个同样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在文/革中很清白的货色，究竟如何？转一篇胡适亲属所作的旧文，看看是怎么剥掉他的画皮的。其实重要的并不是余秋雨捐没捐款（没人逼捐），也不在于文/革中他做过什么，而是做过了却坚决不承认，这就事关做人的底线了。

作者：胡子暄 

    余秋雨先生阁下：

    读了7月22日《南方周末》上整整两版的《余秋雨有话说》以及你“质询媒体”的七问，我不能不为你颠倒黑白的勇气和厚颜无耻的谎言感到深深的震惊。二十九年前先父临终时的一幕又再次涌上我的脑海，使我强忍悲愤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主要谈以下两点：

    第一点，你在“质询一”中责问批评者说：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此外，你在《余秋雨有话说》里还公然宣称：

     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这两段话，听起来气壮如牛，威势十足，其实是耍了个自作聪明的花招。根据当年写作组一些老人在报上的揭露，“石一歌”只是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一个外围组织，发表文章都是用这个集体的笔名。现在时隔二十多年，不看原稿，当然无法举证哪一篇、哪一句是你余秋雨写的。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自己的主要问题不在“石一歌”，而是发生在1973年5月14日被朱永嘉上调到写作组文艺组以后。从1973年11月到1975年10月，你先后在“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四篇篡改历史、无限上纲、乱打棍子、血口喷人的大批判文章，署名都是用的“余秋雨”。这里，为了给患有“恶行失忆症”的阁下提个醒，我根据当年先父遗留下来的旧杂志，把它们一一开列在下面：

    1973年第3期《学习与批判》（11月出版）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署名秋雨）；
    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1月出版）发表《胡适传（五四前后）》（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8期《学习与批判》（8月出版）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署名余秋雨）；
    1975年第10期《学习与批判》（10月出版）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署名余秋雨）。

     面对这些无可否认的“历史文献”，请问阁下，你还敢不敢让人举出大作中的一篇或一句，然后把你全年的薪金奖励给他们？我想你即使脸皮再厚、胆子再大、钞票再多，也是不敢再出来拍胸悬赏的，只能三缄其口，彻底沉默。

    第二点，你在《借我一生》和《余秋雨有话说》中还宣称：

    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
    这么多年来，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来，余秋雨伤害过什么人，那我就服了，我向他赔罪和道歉……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对于以上这些话，一般的读者也许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驳斥你，但我却有这个资格和条件。你说你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这完全是谎言。当然，你并没有拿着刀子去杀人放火，谋财害命，但你在当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赶写出来的几篇歪批胡适的黑文，确确实实伤害到了一个无辜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使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精神备受摧残，过早地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悲惨的一幕，对于你这个早已步入“大康”生活极乐境界的“文化名人”来说，是不会也没有兴趣去顾及并写入你的“记忆文学”的，但它却像恶梦一样永远留在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中。现在，每当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你那一脸伪善做作的媚笑、指摘嘲弄青年歌手的模样，听着你那添油加醋、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痛说家史”的腔调，都会举起手来直指荧屏，不约而同地高喊一声：“又是这个余秋雨！”

    下面，我就来揭开这段历史的隐秘，让普天之下的读者都来看一看：你这个信誓旦旦、说的比唱的好听的“谦谦君子”，究竟有没有批判和伤害过别人？

     我的父亲胡念柏，祖籍安徽绩溪，上个世纪初出生于上海。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他与家乡断绝了联系。30年代初，他告别祖母去北京求学，学的是理工科，但业余爱好文学。后来经过通信，与仰慕已久的胡适先生有了联系。在一次见面时，胡适先生问起先父的家世，发现两家还有一点远亲的关系，便与先父认了同宗。先父小他一辈，从此两人以叔侄相称。先父在京期间，无论学业或生活，都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先父学成后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大企业担任工程师，仍与胡适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一年，胡适先生来上海看望祖母，特地将一套《胡适文存》赠送给先父，还亲笔题辞：“念柏贤侄惠存　愚叔胡适”。

     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胡适先生仓促离京赴宁，第二年又去了美国。他的次子思杜却留在了北京。

     1951和1954年，全国两次掀起了批判胡适思想的高潮，政治空气十分严峻，使先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虽然通过学习，他从政治上认识到了胡适先生的错误，但从思想上仍然难以割断和叔祖的情缘。此后他对外人绝口不再谈起胡适先生，只是埋头工作，以求得心灵的安宁。

     1957年，思杜叔叔在北京被划为右派，自杀身亡。先父得到消息，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幸亏单位里不知道他跟胡适先生的这层关系，加上平时工作勤奋，人缘也不错，总算逃过了“反右”一劫。

     厄运的真正降临是在“文革”初期。先父刚刚退休。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几位文化学术界人士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颇有同感。其中有位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先生是先父的朋友，先父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同他交流了自己的看法。李俊老很快回信，信中涉及对这篇文章发表背景的猜测，也对姚文元无限上纲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俊老在报上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批判。造反派搜去了朋友给他的有关信件。先父的信被转到了单位。从此他也被责令每天去单位集中学习，反复检讨，在造反派那里挂上了“怀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表错误言论”的号。夏秋之交，全国范围刮起了一阵猛烈的“扫四旧”风暴。一天，单位里的造反派，带着一帮红卫兵闯到我家，把书架上的线装古籍和解放前出版的封面黄旧的书刊一扫而空。有个大学红卫兵发现了那套《胡适文存》和扉页上的题辞，立即责问先父：“胡适是你什么人？”在这帮人的追逼下，先父只好据实回答：“跟我同籍，有点远亲关系。我年轻时在北京读书，和他见过面，所以以叔侄相称，但解放后从未通信和来往。”

     那个红卫兵说：“胡适是个反动文人，早已批倒批臭。你解放后没有和他来往，却保存着他送给你的书，说明你们思想上一脉相承，臭味相投，难怪你会攻击姚文元同志。”

     当天，先父被押回单位，断断续续地批斗了近一个月。所幸胡适先生早已于1962年去世，“文革”期间不过是只“死老虎”。中央两报一刊基本上不再提到他。先父的单位又不属文化学术系统，许多职工根本不知道胡适为何人，因此风潮一过，他便被释放回家，不再引起造反派的兴趣，总算在家里过了六、七年比较平静的生活。由于受到这次冲击，他变得沉默寡言，烟抽得越来越厉害，心脏也经常发病。春秋中文

    1973年11月，他在刚出版的第3期《学习与批判》上看到了一篇署名“秋雨”的批判胡适的文章《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买回来细细阅读，越读越感到气愤。我下班回家，他就把这本杂志递给我说：“这个‘秋雨’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这样乱扣帽子、无限上纲？他说你叔祖胡适‘尊孔’，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打孔家店’的口号，就是你叔祖提出来的。他骂你叔祖是‘反动的买办文人’，甚至是‘卖国贼’、‘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看了一下文章说：“‘秋雨’这个名字没听说过，大概是个笔名吧！‘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好像连汪精卫、蒋介石也没有批过，现在怎么突然又把叔祖拉出来批判了。不知道背后有什么内幕。”我劝慰先父不要去多想，我说：“反正叔祖已经去世多年，他生前没有攻击过毛主席，也不会活过来反对‘文化大革命’。再上纲上线也牵扯不到我们的头上。”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1974年第1期《学习与批判》上又发表了署名“余秋雨”的《胡适传（五四前后）》。这篇文章长达16000多字，先父连夜读完后对我说：“帽子越扣越大，棍子越打越重了。说你叔祖‘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全盘否定他在‘五四’期间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特别是说他1904年到上海后，‘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逛窑子’，‘过着糜烂不堪的生活’。这些话其实都是你叔祖在《四十自述》中对自己年轻时一段短暂的荒唐生活所作的反省。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却能这样自责和忏悔，是很不容易的。这个余秋雨还要把它拿出来丑化和糟蹋，实在太没有人性了。”

     这两篇连续批判胡适先生的文章，对先父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惶惑不安之中度过了半年。冬至那天，终于因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治疗了一个多月才出院。

     1975年上半年，总算太平无事。天气转暖以后，先父的身体得到进一步恢复，精神和情绪也好得多了。大概在8月末，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评《水浒》的最新指示，其中有一条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记得先父看了以后对我说：“毛主席确实高明，他对《水浒》的评论与众不同，别开生面。宋江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去打方腊。方腊平定以后，梁山好汉也死得差不多了。宋江自己也被毒死。结局是个悲剧。你叔祖生前也写过《〈水浒传〉考证》，好像还有个《后考》。可惜这部《胡适文存》被抄走了。否则我倒想再看一看。”

    先父说这番话的时候，心情相当平静。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高悬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正在悄悄降落，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

     一个月后，我在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第10期《学习与批判》，顺手一翻，赫然入目的是一篇署名“余秋雨”的《评胡适的〈水浒〉考证》，估计有五、六千字，也无心细看，立即买回来交给先父。

      唉，现在想起来我真感到后悔。我本来不该把这本杂志买回来给他看的，因为他那衰弱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过度的刺激，而且愈到迟暮之年愈加化解不开对叔祖追忆思念的情结。记得当时我还没有走出他的房间，转眼一瞥，只见他上身猛地一颤，骂了一声：“胡说！简直岂有此理！”我上前一看，知道触怒他的是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我怕他气出病来，就夺过他手里的杂志，劝他早点休息。先父说：“没关系，你让我看！毛主席过去批过你叔祖，但也没有这样骂他嘛！我倒要看看这个姓余的还能骂出什么话来！”我给先父沏了一杯热茶，陪他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回自己房里去了，但一直没敢入睡。大约到了子夜时分，忽然听到隔壁一声巨响，马上急步赶去，只见先父蜷着身子倒在地上，手边是那本摊开的《学习与批判》。我去邻居家打电话叫救护车，和妻子一起将先父送往医院抢救。谁知没进医院大门，他就已经停止了呼吸。

    后来，我翻看《学习与批判》上的那篇文章，发现先父在几段话的下面用笔划上了横线：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前夕，胡适曾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出过“招安”整个中华民族的策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更是完全在尽忠日本天皇了。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把胡适之流曾拼命阻挡过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也许今天一些年轻的读者会不太相信：“难道这几句话就会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他的神经也太脆弱了！”也许你秋雨阁下更会站出来振振有辞地反驳：“我那篇文章批的是早已去世的胡适，没有点其他任何活人的名字。胡念柏我不但不认识，连面都没有见过。他自己心脏病发作死了，与我有什么相干？”然而，凡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了解“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惯用手法的过来人，都会对他们以笔杀人的伎俩有着深切的感受。（全文完）

相关：打死也不能说的深层原因-赵牧

瞧瞧这幢楼的几根小鸡腿，断得齐刷刷的，连根钢筋都看不到。与汶川的学校有一拼。

补充：6月30日新闻报道：垮楼的黑幕有线索了上海整楼倒塌续 开发商股东多与政府人员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