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博客

奥运会的“天使”或“魔鬼”
    ──兴奋剂历史纵横谈

    提要，一名国外自行车选手在北京奥运会上没有通过药检被除名，贴上一篇15年前的旧文，供大家了解兴奋剂之争的由来及焦点。

赵　牧

　　本·约翰逊又吃药了。他太引人注目，太容易成为被捕捉的猎物。人们极不理解约翰逊怎么敢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愚蠢透顶”、地地道道的“大骗子”，它“对体育运动的纯洁性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咒骂声扑天而来。
　　汉城奥运会之后，由于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兴奋剂开始充当体坛的万恶之首。不过，这些夸张的评论这些都是汉城奥运会语言的翻版，并无任何新意。好像没有约翰逊，国际体坛挺干净的。

浮夸不洁的体坛

　　在老套的汉城评论翻版背后的事实是：笨拙的约翰逊既没有足够学识知道吃什么药对强壮肌肉最有效，更没本事制出这种药。他不过是被某些经济的或政治目的者操纵的一个药理试验品，虽然他很愿意接受这种摆布。
　　深知根底的萨马兰奇在汉城事发当天就说：“约翰逊是有罪的，他周围的人更加有罪。服用兴奋剂完全是欺骗，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我们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必须坚持原则。”
　　约翰逊说自己是一个强大机器的牺牲品。他只是在成百上千个吃药冠军和破纪录者中被抓住的一名。他是最理想的猎物，注定在劫难逃。
　　第二个事实是，在各种追求成功和轰动效应的现代表演职业中，为什么只有竞技运动，尤其是在力量项目上兴奋剂最泛滥？比较的结果只能说明：现代竞技运动本身具有强大的“诱发服药犯罪”的力量，或者可以说它就是最易导致滥用雄性激素的温床、环境。

    现代竞技早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了:要么剥掉五环旗上涂满乌托邦的油彩，它是个太容易捅破的神话；要么想办法减轻服药“罪行”的严重性，在观念上淡化这种“罪行”，使之不具有“举世震惊”的魔力。否则，人类就经常要面对这样可笑的场面：观众在向一个胜利者欢呼时，心里却在打鼓──他也许是个魔鬼。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所有世界一流运动员都是药检的重点。这种普遍的怀疑态度本身就注定了这个“英雄的舞台”布满了不洁的阴影。

　　需要追问的是，没有约翰逊，国际体育舞台便干净了吗？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推论的结果必然是“有什么营盘就有什么样的兵”。
　　约翰逊服药事件也表明表演领域的浮夸风的厉害。约翰逊在汉城打破百米世界纪录后，马上就被描绘成“天使”，仿佛整个人类“飞”了起来。其实，约翰逊自己说过：在夺取金牌与破纪录之间，他更看重金牌，可单相思者硬要替人描眉；第二天，被浮夸的语言带上天的人类，又在浮夸的语言中“重重”摔到地面。
　　浮夸的奥运报道本身也是一种兴奋剂，百米纪录并不能使人类飞起来，可人们需要这种传统理想的表达方式，人们需要某种能够剌激自己，使自己激动起来的东西。
　　约翰逊服药内幕暴露后，世界各国媒体“纷纷表示”愤怒。很难说这种愤怒能代表地球上百分之几的人的真实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那些提供兴奋剂等于“万恶之首”观念的人的想法，只是被其他人不加分辩接受了而已。
　　今天，许多国家在兴奋剂上都表现出尴尬和虚伪的咀脸，就像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前的职业选手和商业化问题一样。在奥林匹克90多年历史上，从职业与业余的争论与事实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奥林匹克选手的职业化和商业化是势不可挡的。
    很早以来，就有人指出：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清除现代竞技运动一大伪善现象的唯一途径。在职业化取得部分重大突破时，商业化更以其坚锐的实质性，势如破竹冲垮了奥林匹克宪章中另一“天条”──开支庞大的国际奥委会和各种国际单项体育联合组织，表面很有权威，但如果不允许商人在奥林匹克殿堂里大摇大摆，它们自己马上也要关门大吉。
　　汉城奥运会约翰逊事件本是全面理性考察兴奋剂问题的契机，但浮夸的咒骂不但不能消除这种虚伪，事实上没有谁敢确信任何一个力量项目上的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清白。

“我们不是来唱歌的！”

　　1972年，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有人指责东德女子游泳运动员个个五大三粗，嗓音犹如男子，影射她们都是“化学工厂”制造出来的怪物。其教练昂然说道：“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唱歌的！”
　　东德教练简明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炫耀法则”。
    古老的歌手喜欢“大刀板斧”的词曲和现代KTV充满了卖弄风情，它们都不是自由的产物，而是环境使然，被强迫者未必能感受到这种强迫，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系统”。
　　80年代，西方有个医学博士曾对一百多名运动员调查说：“我给你一片药，它能使你成为奥运会冠军，但也会使你在五年内死去。你是否愿意服用？”半数以上的运动员说：“当然！”
　　这种“亡命态度”使兴奋剂显得很丑恶，但把问题卷作个一般化处理，就可知晓兴奋剂本身并不是要害。比如问题设计成：五年内死去不必是因为兴奋剂，而是其他天灾──即宿命中要得到奥运会冠军的交换物。如此便知，他们并非因为兴奋剂而死，而是为了冠军代表的那个东西而死。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
　　答案：它什么都可能是。同样兴奋剂也不一定是药物，它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1971年，美国举重运动员肯·佩特拉为《约纽时代》杂志预测慕尼黑奥运会前景，他说：“我们去年输给了苏联人，差别仅在于我们没有用药计划，现在有了。明年再相遇，我能举起340磅，到那时就知道是他们的药好，还是我们的药好。”
　　冷战时期，东西方体育的较量意义被夸大到骇人的地步，竞技成了社会制度优劣的评比大会。但是它的极端表现形式还不是“生物化学工程”的竞赛，而是抵制运动。佩特拉肆言语的无忌惮虽然是民族主义意识泛滥的典型表现，但它造成的后果绝不会比连续抵制严重，因为抵制不但随意剥夺一大批运动员的参加奥运会的权利，使他们的黄金时期白白流逝，而且彻底割断了交流，使敌对意识形态的运动群体之间也相视如寇仇。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着死亡的直接危胁。这种政治药物的灌输，比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带有更大的强迫性。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把运动员变成玩偶，甚至让他们违心地发表声明，冒充所谓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
　　1986年11月16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慕尼黑举行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上说，体育越来越显示出力量，但同时面临的四大危险也越来越突出了。这四大危险是：
    一、暴力渗入体育，使体育的“人道面目成了假面具”；
    二、“大量和普遍存在的”政治势力和思想意识收买体育；
    三、不加控制的商业化危及体育的和平意图；
    四、对人体的卑劣操纵。
　　国际奥委会当年检讨工作时也说：当前国际体育存在着四大危害。它们是：
    一、暴力渗入体育，造成惨痛的伤亡流血事件；
    二、政治势力和思想意识阻碍体育发展，危害体育大家庭的友谊和团结；
    三、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危害体育的道德和选手的人格；
    四、某些运动员吸毒、注射药剂，使体育造福人类健康的本意受到挑战。
　　兴奋剂自然是“对人体操纵”，但它只是形形色色操纵的一种。操纵人体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另外，人们并不一定都能从对人体操纵的本身判断它是卑劣还是崇高，而必须与动机联系在一起考察。
　　同样是操纵人体，有些做法虽然没遭到兴奋剂那样的攻击，但它的“道德问题”未必比兴奋剂小。比如英国《星期日镜报》1988年5月2日发表文章：《奥运明星为获胜而怀孕》。文章说：一些优秀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怀孕，赢得奥运会金牌后再做人工流产，因为专家们发现，女子怀孕后头几个月肌肉的力量会大大增强。有些运动员急于在比赛前怀孕，以至不惜低三下四要求与陌生男子发生性关系。东欧一些国家的体育官员热衷获得成功，甚至强迫手下的运动员接受人工授精，以便怀孕。
　　在一次奥运会比赛期间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参赛的26名苏联运动员有10人怀了孕，几乎所有的保加利亚选手都怀了孕。
　　芬兰的埃尔克拉研究运动员情况已经有30多年，他说：“现在既然药物检查已成为大型体育比赛的例行公事，怀孕正成为使运动员取得优势的有利办法。”
　　日内瓦的雷纳特·奥什教授说：“这个问题已经很广泛，有许多人来我的诊所询问参加一场比赛前什么时侯怀孕最佳，赛后如何做人流。”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运动员选材问题。体操选手几乎无一例外需要年龄小、身材小、重量轻、柔软如面条的人，举重运动员则个个形如水桶，篮球运动员则鹤立鸡群……运动员的体型明显受制于运动形式，表面上看，它是“自然”的，但现代竞技场已经有成为一些奇特人体的博览会的趋势。
　　他们自然都不是为了唱歌选出来的，而是为了符合生物运动原理选出来的非正常体型的人。早就有人指出，如果遗传工程科学突破，人可以做到通过改变人体基因达到任意控制人的体重、身高、柔韧性、力量的目的，那么运动员就可能成为一批为某种运动形式刻意制造出来的怪物。

     在历史上，人类也曾根据自己的需要幻想过许多型体畸形的怪物，如三头六臂、千手观音、丈二金刚。很难想象，这种怪物真地能够批量制造出来，运动场上该是一幅什么模样。想必在正常人奥运会和“伤残人奥运会”之后，还得搞一个“特殊人体奥运会”。这种对人体的操纵的后果是否比兴奋剂更可怕呢？

现代“大力丸”

　　兴奋剂成为“严重”问题始于２０世纪下半叶。而它的出现却有着极为攸久的历史。
　　有一资料说，最早因兴奋剂导致死亡的事件出现于１８９６年，这年一位英国选手在参加法国举行的自行车越野赛后不久死亡。经医学检查，他服用了“兴奋剂”（不详为何物）但他绝不是始作俑者。
    从人类心理实践史看，期望从某种灵丹妙药中获得“超人”神力的想法和行为早就存在了。中国人“发明”过炼丹术，比洋人更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所以直至很晚中国人仍然热衷于“攻心”之法，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或骗子，走南闯北四处兜售着“百毒不侵”、“金刚不坏”的神药。
　　据载，在第一届奥运会上，也有人胡乱吃药，喝酒、吞食毒蛇胆。洋人早期也并不比北京旧时天桥把式卖的“大力丸”高明多少。
　　现代竞技运动初期，人们对靠吃药增强竞争力显然很宽容的。原因可能在于，这是一种古老的人人都认为很正常的心理，二是因为早期的兴奋剂对运动水平和身体的影响都不明显。所以乞灵于药物力量的想法，在观念中并不那么丑恶。
　　196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罗马奥运会上，一位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因服用了兴奋剂而暴毙途中，据说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其实不然，因为国际奥委会直到1965年才对此问题真正进行了研究，可见国际体育组织对兴奋剂的反应很迟钝。是年，戴布伦奇委托比利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亚历山大·德·梅德罗亲王起草报告，并让他主持了医务委员会会议，参加者包括英国著名药理专家贝克特在内的多名世界知名医生。这个会议的召开，据称是向兴奋剂宣战的开始。
　　在意大利事件之前，还发生过一件比自行车手暴毙更严重的事件。瑞典铁饼运动员布鲁奇因服药神智不清，举枪向人群射击。但它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许它不是发生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的赛场，所以才没有“举世瞩目的意义”。
　　国际体育组织最初向兴奋剂“宣战”，其水平停留在“君子喻于义”之间，这是人们对兴奋剂的作用和副作用认识还很肤浅的必然反映。怀疑兴奋剂是否有效的仍然为数不少，所以70年代的体育交流，便出现了“传经送宝”的滑稽剧：
　　1972－1975年间，铁饼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布尔夫在一次电视讲话中公开说：“我靠药物在五个星期内增加了28公斤体重。”他之后的另一名世界纪录保持者西尔维斯特则声称：“合成代谢类固醇对提高成绩是有效的。似乎没有任何必要用法律禁止或控制运动员。”
　　苏联链球运动员更有胆魄。英国的链球运动员马丁·万格1987年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披露，他亲眼看见谢狄赫两年前曾去英国在公开场合“传经送宝”，介绍自己服用兴奋剂的成果。
　　这赤裸裸的宣言和行为表明，当时世界体育组织显然还没拿定主意如何对付兴奋剂。
　　1986年，伦敦出版的《经济报》透露了一个惊动世界体坛的内幕消息：苏联在过去的25年里，已经有59人死于服用兴奋剂，多数年龄在20岁多一点。苏联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一位东德国家的医生说，他的国家从来不敢对苏联运动员进行认真的检查。
　　运动员本人并非不知兴奋剂的危害。
　　美国四届奥运会铁饼金牌得主阿·厄特说：“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　体育比赛中，要想名列前茅，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兴奋剂。”另一美国铅球冠军达夫·劳特说：“使用兴奋剂，犹如打核战争，对手不善罢，我也不甘休。我们不想拿健康冒险，但这毕竟是竞技运动，我们必须为国家争光。”理由冠冕堂皇。
　　世界跨栏之王摩西曾断言：一半以上的美国运动员都服用某种药物。
　　兴奋剂的出现，使奥运会成了“化学工艺竞赛”场，在一群“化学强人”的竞赛中，已经无法判定，哪些记录是人的纪录，哪些是化学药品的功劳。
　　此外，兴奋剂在给人以力量的同时，还会使人变得丑陋和性别难辩。曾获世界业余健美比赛和美国小姐比赛冠军的蒂娜·普莱金嘉是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地产经纪人，过去由于长期服用类固醇，她简直成了一个男人。打电话时，拉线员常叫她先生，当她穿起裙子来，像个不伦不类的人妖。药物也改变了她的性格，易暴易怒，一次丈夫回来晚了，她怒不可遏一把把丈夫扔出门去并痛打一顿，她还说：“我像是个威武有力的壮汉，可以举起160公斤的重物。丈夫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轻，经常被我打的跪地求饶。”
　　播下的是“龙种”，得到的是“跳蚤”，但人们不就是希望出现超人奇迹吗？当这种超人的奇迹出现后，人们忽然发现“完美”的想象在现实中竟物化成一种丑恶。兴奋剂在局部实现了人类古老愿望，它能使你跳得“更高”，跑得“更快”，力量“更强”。但它损害人的健康，使人变得丑陋，甚至危及性命，这与人的另一个更普遍古老的愿望──健康长寿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兴奋剂注定要转为被攻击的对象。
　　围歼兴奋剂的人发现，对要金牌不要命的人，“君子喻于义”根本行不通。所以必须加强药检，同时必须在观念上把兴奋剂搞臭。于是兴奋剂不再是美好想象的产物。它制造出来的不是真正的英雄，而是败坏奥林匹克崇高理想的魔鬼。
　　但人类已经达到了生理能力的极限，在竞争如此激烈、残酷的胜负世界里，运动员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淘汰，要么吃药。所以人类便不可避免地面临这样一个难堪的局面：创造新纪录的“天使”，也许从药检机构里出来便成了“魔鬼”。
　　一场劳命伤财而且败坏人们情绪的持久战拉开战幕。

贼喊捉贼的战争

　　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类型的战争比围剿兴奋剂更奇妙了。一方面所有国家都信誓旦旦地指责兴奋剂，许多体育大国都建立了“兴奋剂检测中心”，表示愿意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与此同时，由国家出钱的反药检机构的活动，也成了公开秘密。结果世界体坛到处都喧嚣着“贼喊捉贼”的声音。
　　世界体育组织面临的是全世界各国的体育医学机构的挑战，它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令人怀疑。最绝的是美国400跑选手雷诺兹与国际田联打官司，美国一家法院判决雷氏胜诉。
　　1987年2月，西德足球名将舒马赫的《哨音》出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书揭露西德足球兴奋剂问题，而导致了其被驱逐出国家队。事实上，早在1977年，贝肯鲍尔还在国家队当队员时就说过：“在西德足坛，仍然是允许服用兴奋剂的。以使足球运动员的体质和耐力达到最佳状态。有可以吞服的药片，也有可供注射的针剂。”
　　德国统一后，东德运动员服用兴奋剂问题被追究，一时酿成准政治事件。为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德国反兴奋剂委员会建议对在1991年元旦前服用兴奋剂的不再追究，“集体大赦”，说责任在体育官员，现在的任务是要制定一套预防措施。
　　这些实例表明，在兴奋剂问题上德国体坛蒙着怎样一层道德假面具。这种假面具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背景的运动员几乎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选手，或者说，他（她）在成为世界一流运动员后，就不可免要为某种力量左右。它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政治的、种族的等等。
　　这样无休止的贼喊捉贼的“战争”，迟早会使人厌烦的。
　　1989年初，在纽约的《跑步者世界》刊出了约翰逊的理疗医生杰克·斯各特文章，揭露了约翰逊服药的一些内幕。
　　“阿斯塔潘开始给约翰逊服药，约翰逊不知情，后来当然是约翰逊自己愿意继续服用。”阿曾对杰克说：“约翰逊对我的信任如同童稚一般。我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五年前，阿斯塔潘刚开始当约翰逊的私人医生时，约翰逊还是骨瘦如柴的孩子，杰克称：他干了一件极为辉煌的事业，就是使约翰逊从废料变成了金子。”
　　评论说，约翰逊事件的调查，使人们感到整个体育界都充满了欺骗行为，一篇署名文章说：“我们应该尽早结束这场出尽洋相的自我鞭挞，约翰逊并不象他被描绘的是‘加拿大的耻辱，’他只是一个年轻的意志坚强的超级明星，他把我们置于从未有过的处境。”
　　1993年初，一则译文说：一个为获得暴利的国际集团为捕获约翰逊这个猎物，如何精心设计了陷井。这篇文章揭露了带着全人类“飞”了一天的约翰逊，又怎样被一架经济机器的齿轮按预定精密程序“碾死”的。
　　约翰逊的沉浮，揭示了现代奥运会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捉襟见衬、自相矛盾、极易破碎的观念产物。它无法和古希腊奥运会的英雄相提并论，因为在冷兵器时代，运动场上的英雄与战争中的英雄所有的技能有极大的统一性，无论在封闭的赛场上，还是在开放性的战场，都具有非常实在的意义，相对整个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是能更有效地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群。而约翰逊他们则是在一个封闭的舞台上，为使观众得到精神上的代偿性满足的并且随时可被替换的象征物。他们可以被人操纵从“废料”点化成“金子”，也可以从“金子”变成一堆“狗屎”。
　　有篇为约翰逊鸣不平的文章，借电影《碧血黄沙》的一个境头，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当斗牛士胡安接受狂欢的观众向他祝贺胜利时，愤怒的公牛却突然从后面冲过来，犀利的角洞穿了他的躯体，在他将死的时侯，他的仆人嚎道：“牛并不是野兽，那群观众才是真正的野兽。这次你们满意了吧！满意了吧！”
　　“诚然谁都不希望胡安死去，但是只要观众希望场面更剌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胡安倒下……。”
　　约翰逊之后，同样也会有约翰逊第二、第三……。但约翰逊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只是一个在表面上充当传达漏洞百出的观念的中介物。在内心深处也跃跃欲试下场斗牛的观众也不是野兽。天使与魔鬼是那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制造出来的两面兽。

拍卖行中的人格

　　3月7日，约翰逊发表告别田坛书：“我今天宣布从田径场上退役。我曾希望不要以这种方式结束我的田径生涯。尽管我的顾问们和其它人都说我有很好的理由提出上诉，但考虑到我的年龄因素，财政因素和我对家庭所承担的义务，我决定不提起诉讼。我已度过很长的田径生涯。我经历过胜利和失败。汉城奥运会后，我曾说过我将重返赛场并清清白白地参加比赛，我知道我做到了这一点。对于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教练、我的经纪人和多年来支持我的人们，我都要说一声谢谢！”

　　约翰逊在药检中，睾丸激素含量达到10·3比1，据说而正常人是1比1，国际田联规定的上限也只是6比1。他这番“清白”的解释自然多余。
　　对运动员来说，“清白”的生物学指标固然是“人格”的硬性指标。但在市场中，如果某种人格受到两种相冲突的指标制衡，就必然要出大问题。
    现代竞技舞台是一个大拍卖行，弗洛姆说：18－19世纪，自我的概念日益狭窄，人们从以前的“我是我所思”退化到“我是我所有（占有什么便是什么）”，市场化后，又变成“我是你所需”。
　　弗洛姆认为，在市场中，人格类型要依靠其所从事的职业而定，股票经济人、售货员、秘书、教授必然具有不同的人格。成功若是依靠人怎样出售人格，因而他体验到的是自己是一种商品。这样，一个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销路。人必须在市场上赶时髦，必须知道何种人格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传播业展现了各种成功者画面和生活故事。
　　美国有部名为《天使死亡》的记录片，内容是为逮捕一个20多岁的吸毒犯，五六名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铐上，但他竟把优质钢的手铐扳断了。他的两个手腕在用力中也受到重创，手铐上挂着一条条撕下来的肉……，这就是毒品ＰＣＰ的神效，它能在短时间里使人变得力大无穷且完全没有痛感。
　　一位美国医生亲自体验过这种药的“神性”，他在服药后，很快就产生了一种“无我”的感觉，他感到自己“只不过是巨大的制药厂中的一个什么东西。”
　　把兴奋剂与在世界范围内的吸毒联系在一起，有助于理解兴奋剂泛滥现象。西方研究吸毒问题的专家都有一个共同结论，吸毒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想通过吸毒来摆脱痛苦和不幸和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运动场上的“药王”们，表面上孔武有力，富于“拼搏进取精神”，但他们同样害怕在市场上被抛弃，他们都面临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朝思梦想创造能卖出大价钱的奇迹（可以代表崇高、伟大、光荣、不朽），有意识向公众提供一些装饰用的趣闻（可以代表幽默、机智、装疯卖傻）、想方设法逃避丑闻（丑闻也经常随社会风气、习俗、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很习惯地用“三合一”的眼光打量每一个明星。
　　在市场上，约翰逊９秒７９的百米世界纪录是能挣大钱的，如果服药不被发现的话。断了药后，约翰逊又变成平庸之辈，自我推销困难。结果必然如弗洛姆所描述的情形：“人格‘市场化’，使自尊被许多无法控制的条件所左右，‘市场化’是把自己的力量当作商品让渡于人，而不是力量的拥有者。……力量与力量所创造的东西分离了，这些东西与他自己相分离，并要由他人来判定和运用。于是人的自我同一感和自尊一样动摇了。这些状况必然歪曲人的全部关系，当个体自我被否定时，人与人的关系必然是表面的，市场化使每个人都卷入同样的竞争中，有共同的追求──成功，有共同的感受：孤独，害怕失败，渴望快乐。这种竞争没有方向，也不要指望会有方向。”
（原载《体育之春》９３年９期，１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