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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05 | “道德底线”何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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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底线”何处寻？
赵牧
有个妓女到银行兑换嫖客的支票，因无效被拒付。妓女当场惊呼：“我被强奸了”。
这是个美国笑话，看上去挺黄，其实很严肃。它讲的也是诚信问题。嫖客付了嫖资，最多是道德问题；使用无效支票则是欺诈了。在以诚信为基石的商业社会，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媒体近年开始“大讲”诚信，诚信这东西说起来也是所有职业道德的基础。
几个名女人被黑社会强拍的裸照数年后上了《东周刊》，这成了上两周中国娱乐圈的头号新闻，并引发了一场有关“职业道德的底线”的论战，香港行政特别区的“董特首”居然也出面表态了。
有人说，这样的媒体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这个说法我是不能认同的。
新闻的第一生命是真实。这是媒体职业存在的基本意义所在。如果承认这个前提，就必须承认新闻的职业道德底线“真实”。因此媒体的大恶是蓄意制造假新闻（非主观故意的失实另论），而不是其它。
有关媒体的“道德底线”之争，近年中国发生过好几起，最近的例子是一群娱记围堵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歌手高枫的死亡；更早则有戴安娜死后,中国第一次兴起了讨伐“狗仔队”的浪潮。
但等待高枫死亡，毕竟还有个高枫病危的事实在；刊登艺人裸照，也确有那裸照在，只要这里不存在媒体与黑帮的合谋，就可以说《东周刊》并未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你说《东周刊》的职业道德水准太低可以，说它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却未必成立。
职业道德的底线是由职业的特点决定的。
比如教育，奴隶社会只有“贵族教育”。你能说只教贵族的教师没有道德？他们毕竟在从事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作为职业的教育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了呢？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师只收钱却不教育。或者学生“造反”打老师，教育无从进行了。就像文革时红卫兵干的那样。滑稽的是，那时舆论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教育革命”。的确，那时教育的命被“革”掉了，作为一种职业的教育不存在了。
教育的职业道德，它能有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孔子说过“有教无类”。这境界很高吧。因为太高，所以自古及今没几个国家办得到。如今不要说中国农村的孩子，连城市里的孩子都享受不到了“义务教育”，但教育部和媒体居然年年念念有词，把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挂在嘴边。
我曾多次撰文说，中国目前的最大教育危机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在崩溃，这已经成为制造大量新文盲的根源，它必将拖累整个中国的进步。
再看医生职业的道德的底线是什么？
医院拒绝对垂死而没钱的人施救，就可以认为医院的职业道德底线崩溃了——因为救死扶伤是医疗职业的天职。医院守不住这个底线有两种可能，一是主观上唯利是图；二是这种情况太多，医院无能为力了。
任何职业的出现都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任何职业能成其为职业，前提是公众对它表现出的普遍水准还能放心。也就是这个职业基本能给人以“诚信”感。
《东周刊》刊登受害女名人的裸照，虽然有职业伦理问题，但与中国的传媒曾经大肆编造“亩产万斤”的神话，造成饿殍遍野相比，孰轻孰重呢？与文革的造神运动搞得国将不国，谁的罪恶更大呢？
“亩产万斤”固然是遥远的历史。但80年代以来，在中国“有偿新闻”泛滥成灾，与那些在利益驱动下蓄意制造假新闻的媒体比又如何？与当今中国媒体彼彼皆是的用“批评报道”敲诈勒索的事件相比，又如何？
若以真实性为媒体的职业道德底线，《东周刊》刊登裸照事件比中国媒体的表现要好多了。
职业道德近年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
今年初，我在《嫖客与剽贼的“道德比较”》一文中说，嫖客的道德水准比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教授强多了。因为这些剽贼显然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
这个说法很刺耳吧。不过这年月很难指望复兴什么“上古道德”了。
上古道德是什么呢？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今天这是不可以想象的。其实三代以降，中国人就很少说这个了，老百姓常念叨的是“盗亦有盗”。
北宋有这样的传说，开封有一名震江湖的神偷，绰号“三只手”，他曾给门徒订过“三不偷原则”：一不偷忠良；二不偷贫寒；三不偷良家妇女。如果误偷，则要加倍奉还。门徒若犯此训将逐出山门。
现在呢？只能退而求其次。
比如“拾金不昧”，有多大可能？还我一半，就谢天谢地了。
钱包被偷了，贼能把皮夹子里的身份证寄回，就阿弥陀佛了。
再如本文引用的那则美国笑话，其实今日之中国，嫖客赖帐，被妓女告到派出所有之；卖淫者设圈套敲诈对方也时有所闻。陕西甚至还有警察与妓女合谋，引诱嫖客上当，“为国库创收”哩。
比这更拍案惊奇的是，2000年8月8日，安徽东至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去合肥公干时招妓，事后他向对方索取发票，否则不付款。干部吃喝嫖赌都要报销可以理解。但你说那小姐何处寻发票，这不是诚心拒付嫖资吗？不忿之下，小姐叫来男友，把这局长数刀捅死在宾馆。这够令人惊叹的吧。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后来还有人为这个因为不讲“诚信”送了命的局长弄个因公殉职的名号奔走。
“盗亦有道”，就是说各行各业乃至于人都就有底线。而这诚信就是一切底线的底线。所以，人们热衷追问娱乐圈曝光艺人隐私的职业道德（伦理），对媒体造假的大恶及其成因却很漠然实在不可解。
在“诚信”普遍缺席的情况下，我很同意这样怀疑：我们这社会有很多行当和营生，却没有象样成型的职业。因此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也就无从说起。
比如，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实际上是伪职业足球。其最荒唐典型的一个表现是，许多人居然把“足球市长”当作好事来炫耀。意大利的教练老马尔蒂尼可以叫总理闭嘴，不要干涉他的排兵布阵；而我们这颇有很多官员极其热衷干预俱乐部的经营，甚至要过问谁来当教练，当然也能决定教练用什么人。
再说这些年名声相当不佳的法官队伍。
按说法官也是一种职业。既是职业，法官就必须具备要相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可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会是舞女当上了法官，流氓提拔成院长。法官的人品也不说了，仅就法院充斥不懂法律，考试普遍不过关的情形看，这法院还能成其为“法”之院吗？2003年广西南宁中院参加考试的法官，居然全军覆没，无一及格。
作为一种“职业”，中国的传媒人的整体表现如何？虽然没见过详细的研究，但身在其中自然有很多感受，比如中国媒体的造假功夫不只是实在了得，而且日益公然。事实上，媒体弄虚作作假，就手法论有时并不一定非要在事实上做手脚，比如我手头恰好有个陈年老例可供大家欣赏：
1990年有则来自陕西的消息《陕西全面扫假治劣成效显著》说：“陕西自《关于禁止生产经销伪劣商品的通告》发布以来4个月中，全省各地共查处伪劣商品498·6万件，罚款46·44万元。极大震慑了不法经营者。”（《中国消费者报》9月24日）
各位看官，近500万件伪劣产品，罚款额却不到50万，精确计算平均每件罚款额只0.0931元。这就“极大震慑”不法经营者了？这年头有很多媒体都擅长用这种方式羞辱公众的智商啊。
媒体的职业道德早该好好追究。不过从什么地方追究才能切中要害呢？我敢断定的是，从《东周刊》或围堵高枫之死的事件追起，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2002年11月15日）
赵牧
有个妓女到银行兑换嫖客的支票，因无效被拒付。妓女当场惊呼：“我被强奸了”。
这是个美国笑话，看上去挺黄，其实很严肃。它讲的也是诚信问题。嫖客付了嫖资，最多是道德问题；使用无效支票则是欺诈了。在以诚信为基石的商业社会，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媒体近年开始“大讲”诚信，诚信这东西说起来也是所有职业道德的基础。
几个名女人被黑社会强拍的裸照数年后上了《东周刊》，这成了上两周中国娱乐圈的头号新闻，并引发了一场有关“职业道德的底线”的论战，香港行政特别区的“董特首”居然也出面表态了。
有人说，这样的媒体完全丧失了职业道德。这个说法我是不能认同的。
新闻的第一生命是真实。这是媒体职业存在的基本意义所在。如果承认这个前提，就必须承认新闻的职业道德底线“真实”。因此媒体的大恶是蓄意制造假新闻（非主观故意的失实另论），而不是其它。
有关媒体的“道德底线”之争，近年中国发生过好几起，最近的例子是一群娱记围堵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歌手高枫的死亡；更早则有戴安娜死后,中国第一次兴起了讨伐“狗仔队”的浪潮。
但等待高枫死亡，毕竟还有个高枫病危的事实在；刊登艺人裸照，也确有那裸照在，只要这里不存在媒体与黑帮的合谋，就可以说《东周刊》并未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你说《东周刊》的职业道德水准太低可以，说它突破了职业道德底线却未必成立。
职业道德的底线是由职业的特点决定的。
比如教育，奴隶社会只有“贵族教育”。你能说只教贵族的教师没有道德？他们毕竟在从事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作为职业的教育的“道德底线”被突破了呢？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老师只收钱却不教育。或者学生“造反”打老师，教育无从进行了。就像文革时红卫兵干的那样。滑稽的是，那时舆论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教育革命”。的确，那时教育的命被“革”掉了，作为一种职业的教育不存在了。
教育的职业道德，它能有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孔子说过“有教无类”。这境界很高吧。因为太高，所以自古及今没几个国家办得到。如今不要说中国农村的孩子，连城市里的孩子都享受不到了“义务教育”，但教育部和媒体居然年年念念有词，把名存实亡的“义务教育”挂在嘴边。
我曾多次撰文说，中国目前的最大教育危机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在崩溃，这已经成为制造大量新文盲的根源，它必将拖累整个中国的进步。
再看医生职业的道德的底线是什么？
医院拒绝对垂死而没钱的人施救，就可以认为医院的职业道德底线崩溃了——因为救死扶伤是医疗职业的天职。医院守不住这个底线有两种可能，一是主观上唯利是图；二是这种情况太多，医院无能为力了。
任何职业的出现都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任何职业能成其为职业，前提是公众对它表现出的普遍水准还能放心。也就是这个职业基本能给人以“诚信”感。
《东周刊》刊登受害女名人的裸照，虽然有职业伦理问题，但与中国的传媒曾经大肆编造“亩产万斤”的神话，造成饿殍遍野相比，孰轻孰重呢？与文革的造神运动搞得国将不国，谁的罪恶更大呢？
“亩产万斤”固然是遥远的历史。但80年代以来，在中国“有偿新闻”泛滥成灾，与那些在利益驱动下蓄意制造假新闻的媒体比又如何？与当今中国媒体彼彼皆是的用“批评报道”敲诈勒索的事件相比，又如何？
若以真实性为媒体的职业道德底线，《东周刊》刊登裸照事件比中国媒体的表现要好多了。
职业道德近年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问题。
今年初，我在《嫖客与剽贼的“道德比较”》一文中说，嫖客的道德水准比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教授强多了。因为这些剽贼显然损害了第三方的利益。
这个说法很刺耳吧。不过这年月很难指望复兴什么“上古道德”了。
上古道德是什么呢？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今天这是不可以想象的。其实三代以降，中国人就很少说这个了，老百姓常念叨的是“盗亦有盗”。
北宋有这样的传说，开封有一名震江湖的神偷，绰号“三只手”，他曾给门徒订过“三不偷原则”：一不偷忠良；二不偷贫寒；三不偷良家妇女。如果误偷，则要加倍奉还。门徒若犯此训将逐出山门。
现在呢？只能退而求其次。
比如“拾金不昧”，有多大可能？还我一半，就谢天谢地了。
钱包被偷了，贼能把皮夹子里的身份证寄回，就阿弥陀佛了。
再如本文引用的那则美国笑话，其实今日之中国，嫖客赖帐，被妓女告到派出所有之；卖淫者设圈套敲诈对方也时有所闻。陕西甚至还有警察与妓女合谋，引诱嫖客上当，“为国库创收”哩。
比这更拍案惊奇的是，2000年8月8日，安徽东至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江某去合肥公干时招妓，事后他向对方索取发票，否则不付款。干部吃喝嫖赌都要报销可以理解。但你说那小姐何处寻发票，这不是诚心拒付嫖资吗？不忿之下，小姐叫来男友，把这局长数刀捅死在宾馆。这够令人惊叹的吧。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后来还有人为这个因为不讲“诚信”送了命的局长弄个因公殉职的名号奔走。
“盗亦有道”，就是说各行各业乃至于人都就有底线。而这诚信就是一切底线的底线。所以，人们热衷追问娱乐圈曝光艺人隐私的职业道德（伦理），对媒体造假的大恶及其成因却很漠然实在不可解。
在“诚信”普遍缺席的情况下，我很同意这样怀疑：我们这社会有很多行当和营生，却没有象样成型的职业。因此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也就无从说起。
比如，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实际上是伪职业足球。其最荒唐典型的一个表现是，许多人居然把“足球市长”当作好事来炫耀。意大利的教练老马尔蒂尼可以叫总理闭嘴，不要干涉他的排兵布阵；而我们这颇有很多官员极其热衷干预俱乐部的经营，甚至要过问谁来当教练，当然也能决定教练用什么人。
再说这些年名声相当不佳的法官队伍。
按说法官也是一种职业。既是职业，法官就必须具备要相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伦理，可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层出不穷：一会是舞女当上了法官，流氓提拔成院长。法官的人品也不说了，仅就法院充斥不懂法律，考试普遍不过关的情形看，这法院还能成其为“法”之院吗？2003年广西南宁中院参加考试的法官，居然全军覆没，无一及格。
作为一种“职业”，中国的传媒人的整体表现如何？虽然没见过详细的研究，但身在其中自然有很多感受，比如中国媒体的造假功夫不只是实在了得，而且日益公然。事实上，媒体弄虚作作假，就手法论有时并不一定非要在事实上做手脚，比如我手头恰好有个陈年老例可供大家欣赏：
1990年有则来自陕西的消息《陕西全面扫假治劣成效显著》说：“陕西自《关于禁止生产经销伪劣商品的通告》发布以来4个月中，全省各地共查处伪劣商品498·6万件，罚款46·44万元。极大震慑了不法经营者。”（《中国消费者报》9月24日）
各位看官，近500万件伪劣产品，罚款额却不到50万，精确计算平均每件罚款额只0.0931元。这就“极大震慑”不法经营者了？这年头有很多媒体都擅长用这种方式羞辱公众的智商啊。
媒体的职业道德早该好好追究。不过从什么地方追究才能切中要害呢？我敢断定的是，从《东周刊》或围堵高枫之死的事件追起，肯定是不得要领的。
（200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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