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博客

排队，穷人的游戏
赵牧
    排队，向来就是穷人的“游戏”。
    六七十年代物资供应极度匮乏，普通市民要想吃上半斤肉或三毛钱一斤的猪耳朵，都得通宵达旦地排队。整夜站在肉铺前排队很累，所以那时变通的做法是大家都拿只破篮子（或一块大石头）放在肉铺前，表示“我来了”，有时为了防止混乱，还有人拿草绳或麻绳把每个篮子穿起来。
    先来后到是排队游戏的基本规则，这规则对平头百姓很公平。谁付出的等待时间最多，谁就有权先吃上猪耳朵。但物资太匮乏必然导致“笨鸟越飞越早”的结果。这样就使很多没有足够耐心熬通宵的，要么放弃猪耳朵这类东西，要么就得另想办法。
    人总不吃肉受不了，可又受不了排队的折磨，怎么办？那时唯一的办法是插队或走后门。走后门靠关系，插队却要靠膀大腰圆的蛮横－－谁敢说个“不”字。所以当年走后门不但是普遍现象，而且因插队频发打架事件，这曾严重腐蚀了当时的人际关系。回想当年通宵排队的情形真是不堪回首。夏夜的蚊子，冬夜的饥困。排队买到了东西自然兴奋；但也常常难免是徒劳一场。是个人，在那情形下都极难避免插队的强烈邪念；而碰到插队的又无不火冒三丈。毫不夸张地说，排队游戏规则经常被破坏，曾是那个时代最严重的社会公德问题。当然，这种话题永远不会出现在报纸电台上。报纸电台一天到晚都在说的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现在没人再为猪耳朵通宵排队，但排队的现象却依然存在，比如成千上万的集邮“爱好者”排队购邮票，几万人在地铁纪念卡发行预售点通宵守候……尽管这类排队的游戏被冠上了高雅的名号－－收藏，但是人人皆知“炒”字才是游戏的谜底。
    中国百姓总算有了点“闲钱”，可以在吃饱猪头肉之后，搞点带有“文化色彩”的活动了。如今通宵守候的预期价值是多少钱呢？据报纸鼓噪的情况看，有些票卡的价格飚升之势，确实令人心动不已。
    但不论如何，只要是排队它就必然是穷人的游戏。真正有钱的主是不会通宵排队购这票那卡的。到证券交易所看看大户和散户的区别就更清楚。在证券交易所，无论是割肉还是吃进，散户总要慢几拍，因为他们办理买进卖出的手续是需要“排队”的。
    生活中的排队游戏其实比比皆是，张三出门，有专车侍候；李四远行，可以打的；更多的人只能排队乘公共汽车，还要遵守先下后上的规则。
    仔细研究排队游戏，会发现传统的道德秩序都是针对穷人设计的。“孔融让梨”这个故事宣扬的美德，在富豪之家并无意义，因为富豪之家几乎不可能为梨子大小产生纠纷。从中国人过去排队的悲惨游戏中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让”并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
关于社会公德，早该改写了。改写并非指钱的人放弃私家车等等，更不是说穷人可以不讲公德，而是说要认清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最起码的社会公德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像人（而不是像猪狗）生存的环境基础之上的，因此最大的社会公德首先就是要建立一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权利的机制，使他们有个起码的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
    在人类社会中，排队现象也许永远不可能消灭，但至少得防止它再堕落到抢猪耳朵地步。应该尽可能地保证穷人的游戏档次逐年能有所提高，并在制度设计上，不使穷人对排队的游戏规则本身的的不公平或反复无常而愤怒失望。
一九九七年八月九日 原载<万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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