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博客

中国城乡已经全面开战

赵  牧

    崔英杰剌杀城管案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可以预料，它就像孙志刚案一样很多年后他仍会屡屡被人们提起。因为这个血淋淋的案件实为中国的城乡落差日益巨大的一次有力的显影，它注定会被写进历史。

    前两年曾经热极的“三农”一词近来已罕见提及，但仍然处于凋弊荒漠化的农村已经把中国的许多大小城市变成一座座孤岛；贫困的农村造就的庞大流民，为了活命而像洪水般涌入城市是有必然性的。

    中国城市的管理者早就把这视为威胁了，这就是“城管”产生的原因。而城管的“使命”与求生者之间的几乎不可必然地要发生正面冲突，并呈明显加剧的趋势，这也直接导致了城管装备不断升级的新闻，它甚至达到防暴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乡已经全面开战并不夸张。18日有条新闻正好可以作个旁证。中央党校“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2006:社会治安成为官员眼中最严重社会问题。与此密切关联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中国城乡的反差巨大。

     10多年前，有部名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籍曾轰动一时，虽然这是部伪书，虽然作者提供的解决方案——把中国农民死死地钉在土地上，怎么看都相当混帐，但它确实也预见了这种冲突将愈演愈烈的情景。怎么办？

    广州的办法是准备拟议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这又如意料之中地引来一阵哗然。

    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在我目力所及的评论中，都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联想，也没有举一反三。比如北京在“立法”方面的倡议，或许还有更早的。

     2005年初，在北京两会上，有个叫张惟英的政协代表胁肩呈上她的重磅“学术成果”——“限制低素质人口进京”，一时成为媒体上露了大脸的风头人物。直到去年8月，此事还是媒体的热门话题，怎么一年后就无人联想了呢？

     人们真的如此健忘么？

     但健忘并不是本文的主旨，对于已被贫困的农村包围的孤岛中国城市来说，“堵”确实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自救”的办法。

    如果我们想知道，现在已经很容易就知道,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就明明白白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来这一条显然出于控制的理由，被修宪时给修理掉了。因此也很容易推知像北京、广州这样“限制低素质人口的进入”的动议是出于严控的习惯使然。

    不过，从另一面看，广州北京的动议，至少还是知道在当下民主自由浪潮汹涌勃起的背景中，很想获得更多的“合法化”的理由做点文章，想取得更多市民民意支持的。这一举动，比起那些只做不说的城市如何？中国的很多城市是否早就已经只做不说了呢？

    中国的城市管理在政策选择方面面临的困境，这从城管VS农村小贩之间的冲突已达十多年之久，且愈演愈烈的历史中看得一清二楚。这正是崔英杰一案具有社会学标本的意义，用官方习惯的语言来表述：这样的冲突又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的确，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崔英杰第二第三的出现指日可待。

    如何才能有效地消弥这种已经遍布的城乡间的战争？

    “堵”，无论从宪法来讲，还是长远的实效来讲，都是行不通的。中国都市的治理政策和手段日益冷酷，其反映的正是中国农村生存荒漠化状态的加剧对城市造成的冲击日益严重。

    都市的冷酷，在狄更斯、巴尔扎克这些古典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都有过细腻展示。这种体验对中国人来说迟到了近二百年。若以德国人费迪南德·滕尼斯（1855-1936）的《通体社会与联组社会》（1887年出版，“城市学”的发端之作）为起点，也迟到了一百多年。

    那么中国有人或者有所谓的思想库系统地在研究这些问题吗？为什么中国的城市除了“限制”、除了“禁”字，就再看不到更人性化的政策选择呢？

（完）2006/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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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最可恨的人？城管还是……

赵  牧

　　曾想编一本书，书名是《谁是最可恨的人》。
　　两年前把这想法告诉过几个友人，几人都说“好主意”。其中一人还热心把我的这个想法送上网站论坛，替我征集“最可恨者的事迹”。谁知拖拉一久，去年上网输入“最可恨”三字，竟发现已有同名的书出版。
　　遗憾，但也有所得：原来这世上可恨者已经多到可以搞评选了，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了。

　　编书的想法黄了，但“可恨”的念头却未去。
　　这不，又来了！
　　2月13日晚，在西安雁塔区“兴善寺”东街，孕妇金昌艳摆摊经营，一个城管人员将她推倒在地，并在她肚子上踩了两脚。在围观群众强烈要求下，两名工作人员被迫陪金昌艳去医院检查，值班医生诊断金昌艳腹内胎儿死亡。

　　熟悉中国国情的都知道，“城管”与“市容”之间的“血肉联系”。知道某些城市的当政者为何酷爱面子（治表）工程，而对艰巨的“治里工程”不感兴趣，知道为什么会对那些“有碍观瞻者”那么凶狠。

　　在西安的“兴善寺”，一个胎儿就这样被一个肩负着包括维护面子（市容）等使命的城管两脚踹死了。

　　警察的野蛮已经说过不少。现在专门说说“城管”人员的威风。

　　金昌艳的遭遇，仅就被曝光的事例，就不是第一个了。

　　去年8月12日中午，在石家庄一道路交叉口，在上百群众和车斗上城管人员的注视下，一辆城管执法车拖着一名还有二十天就要生产的孕妇毫不犹豫驶出100多米，这名孕妇当即被拖倒在地不省人事。
　　十年前我住简易楼里时，邻家有个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她每天扛着个小包袱在北京永安里一带摆地摊，也几乎天天要表演“望风（城管来了）而逃”的生活剧。我为老太的儿子十分心酸——都快四十了，还不能让年事已高的老母安度晚年。

　　面对金昌艳的遭遇，一个网友说：谁愿意冒风险在路边靠摆地摊糊口呢？

　　每发生这样的事，从新闻跟贴中都可以看到愤怒总是占绝对压倒多数，还有并不少见的集体作证。由此来看，在“将心比心”的本能方面中国人还没错乱。

　　当然也有这样的纪录——
　　网友:匿名 发表时间: 2003-02-14 14:47:40.0 IP地址： 211.92.200.★
　　占道经营，就该绝种！

　　为什么这般压倒的愤怒，都奈何几个野蛮的“城管”不得？
　　为什么在北京有“城管”人员敢当众挥刀刺人并打昏一名70岁的老人？
　　为什么一声“执法队来了”的警报，能把一个民工吓得一头从七层楼上栽下身亡？
　　为什么有“城管”敢在光天之下扒了瓜贩的裤子？
　　问问这些受侮辱与损害的，谁是最可恨的人？
　　他们的遭遇多或许会使他们说：“最可恨的人”就是那些直接加害他们的人。
　　在心理学上，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社会学层面，这却是不能赞同的。因为在“城管”的暴行之前，必然有谁录用了这些人的问题？在比比皆是的野蛮背后，必有着相同的机制在起作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这些野蛮的城管，他们的权力边界在哪？他们又究竟是在代表谁的利益行使管城市的管理权？
　　曾想编一本《谁是最可恨的人》，也许还可以重拾这已经放弃的打算。
　　上周，相声艺术的一代宗师马三立老先生去世。好好看看网上的悼念情景吧，我感觉应该庆幸的是，它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智还没错乱。
（2003年2月16日）

原载搜狐视线